光明行

作者：劉天華

《光明行》，公认二胡十大名曲之一，是刘天华于创作于1930年前后，发表于1932年的二胡独奏曲。
《光明行》在二胡创作上是非常大胆的。虽然吸收了西洋音乐的一些先进因素，如在音调、转调、旋律的进行、音乐的结构及演奏技巧等方面，但整个乐曲仍然保持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它是一首真正具有中国气派的进行曲，也是一首借鉴西洋音乐来提高和丰富民族音乐的典范作品 [1] 。

创作背景

《光明行》创作于1930年前后，发表于1932年。该曲是刘天华在遭受到幼女夭殇、次子病故、经济奇窘等接二连三的挫折与不幸的逆境中产生的。当时也正值中国革命走向低潮的时期，他目睹国乐沉沦，下决心“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为此创办了“国乐改进社”，刘天华曾在音乐会节目单上解释道创作该曲的原因，因中国国外多数人认为中国音乐萎靡不振，所以写了此曲以证其误

鉴赏评价
《光明行》一首较复杂的带再现的复三部曲式。分别由引子、一、二、三、四和尾声六部分构成。其一、二、三和四部分相当于曲式结构的ABCB四个部分。四个部分本身又可构成一个单二部曲式。引子模仿军鼓，是同音反复的四小节，短小精炼。二胡顿音技巧的运用有力而不荒诞。弱起渐强的力度变化，形象地表现了行进的步伐由远而近。

一段即A，由A与A1两部分组成，又可以构成一个单二部曲式。其中A的前4小节大量的顿音与符点音符的运用给人以充满锐气和棱角的感觉。第5小节开始，以4小节为一个乐句的三个乐句运用了分解的大三和弦，引发出号角声的旋律，气势昂扬，象征了觉醒的民众队伍走向光明。A1部分其前四小节出现的7音，为转到属调做准备。这个7音是按照民间的转调方法即“变宫为角”手法，四小节之后已经非常巧妙地转到上五度宫调。此段的最后一句连续的符点和顿音的运用，给音乐增添了一种内在的冲击。

二段即B，由B与B1两部分组成。也是每部分16小节，但此段与前段形成鲜明对比，音乐情绪舒展，很适于二胡音色的发挥。为强调二胡表现力和音色的对比，刘天华先生将前后两部分分别用G、D两正反调移宫，并采取了内外弦分别演奏的方法，使音乐格调刚柔相济。其中，B由16小节构成，全部用内弦演奏，分别由d（4小节）、e（4小节）、f（3小节）、g（4+1小节）四个乐句构成。f句中也用到了变宫为角的手法。B1开始转入上方五度调，并用外弦演奏，音乐情绪上更接近于西洋调式中的大调。结尾部分，从不同旋律所表现的不同思想内容出发，采用了十分典型的自然大调七声音阶中从导音到主音的进行，加上清晰活泼的节奏，给人一种充满信心的向上的力量。

三即C ，由C与C1两部分组成。此段带有展开性结构特征，不但采用频繁的转调移位手法、连续运用了四五度模进，而且音型化的短小乐汇也构成了器乐化的鲜明特征。整个第三段几乎全部都是建立在动机的四五度模进上面，以至形成了调性与调式的不断转换。这种旋律模进式发展，既表现了人们轻松愉快的精神面貌，又与其他各段形成鲜明的对比。此段中的连续转调，作者运用的是民间的转调方法，即用二胡不同的弦法来达到转调的目的。应用换弦方法来达到转调的目的的，给人感觉有上下四五度的变化。C部分整个乐段较细碎，只由一个小节不停地转调、变奏 、重复而构成。前面20小节，句句衔接紧密，转调频繁，节奏型清晰，层次感非常鲜明。C1是从渐慢后转原速开始，共24小节。此段最后转入D调的相当于大总结的一句，也可以看作是转入下一段的过渡句。整个C段的音乐与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的《B小调第六交响曲》第三乐章的情绪颇为相似，用二胡一件乐器演奏出了此起彼伏、八方云集的宏大气势。

四段即B，由B2与B3两部分构成。B2连续运用了自由移位的作曲技法，分别由4个4小节的乐句构成方整的16小节，主题材料来自于B的第一乐句。B3同样运用了移位的手法，转入上五度的属调，音乐情绪更加明朗。音乐结构扩展到20小节。《光明行》这首作品的尾声与其他作品的尾声不同，它将富有歌唱性的B段全部加以重复，所不同的是回到主调上的重复，并且改变了演奏法：不拘一格地借鉴、吸收小提琴的颤弓演奏。在这首作品中，大段颤弓的应用是个创新突破。二胡的颤弓是夹在两弦之间擦奏的，尤其是里弦掌握起来比小提琴要难，所以大段落的颤弓演奏，在传统乐曲里基本上是没有的，这首作品大段颤弓的应用，在当时来讲，难度技巧是相当高的。全曲的结尾句由低到高，从弱到强的分解和弦式进行，使乐曲在明朗、有力、号角般的音调上结束 [1] 。

刘天华（1895-1932），江苏江阴人。国乐一代宗师，“中西

兼擅，理艺并长、而又会通其间”的中国优秀的民族乐器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教家。

　　1895年2月4日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2年6月8日病逝于北京。1909年在常州中学读书期间，曾参加学校军乐队的训练和演出活动，开始接触西洋铜管乐。1911年的辛亥革命，刘天华回到江阴参加“反满青年团”军乐队1914年先后在江阴、常州中学教音乐。1915年父亲逝世，自己又失业，患病，仍自学二胡，处女作二胡曲《病中吟》便是此时创作。第二年被江苏省立五中聘为音乐教员，并在该校组织了丝竹部和军乐部两支乐队，在这段期间，他专心于向江南民间音乐家周少梅学习二胡，向沈肇洲学习崇明派琵琶的全部《瀛州古调》的演奏。甚至利用暑期跑到河南向高人学习古琴，沿途还一路寻访民间艺人，采集各处民间音乐。

　　1921年，刘天华到上海参加“开明剧社”乐队，在江阴组织“国乐研究会”，自1922年起，刘天华先后任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乐导师、北京女子高师和国立艺专音乐系科的二胡、琵琶、小提琴教授，他的学生有曹安和、王君仪、韩权华、萧伯青、吴伯超等。在任教之间，他还跟随俄籍教授托诺夫学习小提琴，同时悉心钻研西洋音乐理论。1927年发起成立国乐改进社，编辑出版了《音乐杂志》（共10期）。另外，他常将街头卖唱艺人请入家中记录他们演唱、演奏的曲谱并给予报酬，留下《佛曲谱》和《安次县吵子会乐谱》两部遗稿。

　　1932年5月底，他在北京天桥搜集锣鼓谱不幸染上猩红热，于6月8日去世。

　　刘天华一生致力于改进国乐“五四”时期，在“平民教育”“平民文学”等民主思想影响下，他反对音乐成为“贵族们的玩具”，提出音乐“要顾及一般民众”。他珍视中国民族音乐传统，但不赞成抱残守缺的“国粹主义”，认为发展国乐，“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另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方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
刘天华的音乐创作成就，主要在民族器乐曲方面，共创作二胡独奏曲10首、琵琶独奏曲 3首、民族乐器合奏曲 2首。1918年他在贫病中完成了二胡曲《病中吟》初稿，抒发了他对社会的不满和生活无出路的愤懑心情。其后，他创作的《苦闷之讴》（1926）、《悲歌》（1927）、《闲居吟》（1928）以及《独弦操》（又名《忧心曲》，1932）等二胡曲，以委婉动人的旋律，或忧伤压抑，或悲愤激越，表现了知识分子在黑暗社会中苦闷、徨，要求变革、挣扎、奋斗的心情。二胡曲《良宵》（又名《除夜小唱》，1928）、《光明行》（1931）和琵琶曲《改进操》（1927），音乐清新明朗、乐观向上，表达了作者憧憬美好未来的喜悦心情。《光明行》运用了西洋音乐中大三和的弦琶音进行和转调手法；《改进操》吸收了古琴上绰、注手法与三度和音的旋律特点，并利用双弦拉奏复音，显示了国乐改进的成果。此外，二胡曲《空山鸟语》（1918——1928）吸取民间单弦拉戏的模拟自然音响的手法，音乐活泼生动。《烛影摇红》则是运用三拍子和变奏曲式的结构原则写成的一首优美抒情的二胡曲。刘天华掌握了民族器乐的创作规律，又大胆地吸取西洋音乐的技法，使作品既具有中国传统的音调，又有新颖独特的表现特点，至今仍保持着很强的艺术生命力。

　　刘天华在教学之余学习小提琴和西洋作曲理论，并在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西洋音乐和演奏技巧，在民族器乐创作和演奏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刘天华选择二胡作为改革国乐的突破口，借鉴了小提琴的大段落颤弓等技法和西洋器乐创作手法，融合了琵琶的轮指按音、古琴的泛音演奏等技巧，并确立和运用了多把位演奏法。所有这些，使二胡从乐曲到演奏上都增添了艺术表现的深刻性，从而使这件古代并不受人重视的民间乐器变成近代专业独奏乐器，成为中国民乐的主角与代表，因而刘天华被视为近现代二胡演奏学派奠基人。

　　刘天华共作有十首二胡曲：《病中吟》、《月夜》、《苦闷之讴》、《悲歌》、《空山鸟语》、《闲居吟》、《良宵》、《光明行》、《独弦操》、《烛影摇红》（当刘天华逝世时，在纪念会上有人用这十大二胡名曲标题的首位字联成过一幅便于记忆又颇有意境的挽联：“良月苦独病，烛光悲空闲”）。三首琵琶曲：《歌舞引》、《改进操》、《虚籁》。一首丝竹合奏曲《变体新水令》、编有四十七首二胡练习曲、十五首琵琶练习曲，还整理了崇明派传统琵琶曲十二首，其中他改编的《飞花点翠》于1928年由高亭唱片公司录制唱片，现已成为琵琶经典乐曲。

　　上述名曲除了《病中吟》是1918年创作并流传的外，其余都是在1926年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3所大学教授二胡、琵琶期间，以及1927年8月，在蔡元培、萧友梅、赵元任等人支持下创办“国乐改进社”之后，或创作、或修改定稿后得以广为流传的，至今仍是每个二胡学习者的必修习经典。

　　刘天华也是第一个采用近代记谱法编辑了京戏曲谱《梅兰芳歌曲谱》，此外，他筹组了“国乐改进社”，编辑出版《音乐杂志》，均在社会上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其它还有未完成的《佛曲谱》、《安次县吵子会乐谱》及其一些写作及翻译文章等。